那年我参加公安工作已有十个年头了，从派出所调到县公安局办公室充当笔杆子也过了几个春秋，日复一日的伏案工作让我忽略欣赏四季更迭的变化，办公室的色彩总是一成不变。刚入冬，天气特别寒冷，天色灰暗，天气预报将会有大雪，局领导忙于下乡检查防寒救灾工作，同事们都跟着下去了，整层办公楼就留我一个人守家。我喜欢掩门在屋里写材料。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一股冷气扑面而来，我抬头望见门缝里伸进一颗头，是一个我不认识的老人，便问道：“您有什么事吗？”老人走进屋子，平静地说：“我想找局长。”我打量着老人，六、七十岁的模样，上着较薄的暗灰色羽绒衣，下穿直条纹黑色裤子，脚上的皮鞋旧了但干净，他的身子微微发抖，外面的冷空气确实让人难受。我起身引他坐在木椅子上，拿出“鸟笼子”电烤火器打开开关放在他脚下，转身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然后告诉他局长下乡去了，其他局领导也下乡了。老人客气地向我道谢，接着说道：“局长又下乡了！”我回到位子上坐下，听出老人言语里流露出的一丝不信任，但没有做其他解释，只忙着写材料。老人喝了几口热茶水，也许是身子暖和过来了，他扭动屁股换个坐姿，自言自语道：“他不应该打我的耳光。”原来老人和邻居闹矛盾，被邻居打了一个耳光，心里非常气愤，决定来县公安局找局长。在和老人交谈中，我没有问他与邻居有什么矛盾，没有问他邻居的年龄和性别，也没有问他派出所是如何处理的，老人不说我就不问。我不问这些，是因为我相信派出所民警会认真稳妥处理好这件事，同时一个耳光已经落在老人的脸上，我不想让老人再次感受耳光落到脸上所带来的屈辱和痛苦，事情过去了就不要去回忆，陡增烦恼而已。人要学会遗忘，不能总活在过去的痛苦和屈辱之中。我有意和老人聊起家常，知道他是某某镇的人，恰巧和我是一个镇的，我说我们是老乡，他淡淡一笑，无多话语。老人喝茶烤着火，我伏案写材料，屋子里寂静下来。约摸三十分钟后，老人起身说要回家，我目送他出门。

二、三天过去了，天没有下雪，局领导照常下乡，我照例守家。我沉浸在文稿中时，门无声地开了，老人进来了，问我：“局长又下乡了？”我连忙起身，和上次一样，让他坐下、烤火、喝热茶，然后告诉他，局长下乡了，并说因为天寒地冻，眼看要下大雪，抗寒救灾责任重大，局长是日夜连轴转，一个乡镇接一个乡镇跑，不敢有一丝松懈。老人坐下后说：“我就是不服气他打我耳光。”我心里想事情又回到了起点，努力抑制介绍他去县局信访接待室的念头，坐直身子和老人说起了《增广贤文》里的语言，无非是“不争”“无碍”“心静”“宽容”之类意思。其实，在生活阅历丰富的老人面前，我讲的这些话有班门弄斧之嫌，但是老人没有说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听了。我往老人茶杯里续满热水，回到位子上继续看文稿。屋子里很安静，听得见空调发出的微弱声音。老人静坐了一会儿，喝下一口茶，起身说要回去了。

时间过得很快，周一上班，我仍是留守，外面寒风呼啸。突然紧闭的房门打开了，老人冒着寒气走了进来，我看着他说：“天气这么冷，会下雪了，您怎么还来了？”老人回答道：“我不找局长了，和你谈了两次话，我放下了，这次来是送一包烟给你抽。”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烟递给我，我赶紧推却，他态度坚决，一定要我收下。我看他手上的烟盒，是农村常见的一种烟，盒面有些皱褶，塑料封皮微开，见老人不依不饶，便惶恐地接下了。老人转身就走，说要赶班车回家，我更加惶恐，他不畏严寒忍受车辆颠簸，来去五、六十里路只为送我一包烟？我想拿点钱给老人买车票，却不敢拿出来，老人需要的是理解，不是同情和施舍。

老人走后，我心潮澎湃，便出门走下楼梯来到院子里。不一会儿，天空开始飘起细小的雪粒，它们轻盈、悄无声息地落在院子的每一个角落，随后这些小雪粒渐渐变成了真正的雪花，一片片、一朵朵，悠然自得地从灰蒙蒙的天空中飘然而下。雪花在空中舞动，时而急促，时而悠扬，恰似一群白色精灵在空中踏舞步，每一个旋转、每一次飘落都是那么地恰到好处。此刻的机关院子，不再是平日里忙碌与严肃的象征，而是一个被自然温柔拥抱的宁静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