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孟林

2024年3月27日（星期三）上午（9：30）

 

尊敬的各位同事：

遵照中心领导指示和出版社政治处和总编室安排，今天非常荣幸来和大家分享怎样才能当好群众出版社的编辑，也是我39年来做编辑出版工作的体会。刚才主持人介绍我，说了许多溢美之词。这个时候，我有千言万语要和同事们说，但归纳起来，就是6个字：感恩！奋斗！祝福！

 

一、感恩

 

我先说感恩。

一是感恩党组织和感恩群众出版社使我走上了职业编辑道路。

我是一个两手空空，17岁从南方只身前往北方的人。大学四年，在国际政治学院，完全是靠党和国家给予的助学金，完成了学业。21岁大学毕业分配，让填志愿，我填的是：在服从党的分配的前提下，愿意回湖南。原因很简单，因为北方的馒头我吃不习惯，回湖南有米饭吃。由于有服从分配在前，结果我便被派遣到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在天安门东边的公安部大院里上班。具体工作是在群众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做编辑工作。

可是，我从来没干过编辑，真的不知道当编辑应该从哪里干起，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思路，非常迷茫，甚至感受不到这个编辑工作有什么意义和前途。我大学四年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我们大四的实习，是在山东烟台的派出所，与编辑工作毫不相干。

好在文艺编辑室的领导和老编辑们都欢迎我这个新人的到来，也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我。先干校对，熟悉校对流程和校对符号用法。再带着我去全国各地组稿，明白怎么与作者打交道交朋友。再教我如何判别审定稿件，是否符合出版要求，如何修改稿件。

就这样，我完全是从一个编辑小白，慢慢才明白了什么叫编辑。并从助理编辑，到编辑，到副编审，到编审，走完了整个编辑职业的所有环节，终身受益无限。

所以，我衷心感恩党组织的培养，感恩群众出版社的培养，使我这样一个从没干过编辑的生涩青年，走上了职业编辑道路，并热爱上了编辑这一职业生涯。

二是感恩群众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包容、支持和鼓励。

这里我想先说两件最难忘的两件事。

这两件事，都是因为我当时太喜欢手里的稿件了，以致就担心到领导那里通不过，心里面竟打起了小九九，心想“如果通不过就不干了”，也就是说，万一稿件通不过，就改行，不当编辑了。

第一件事，是长篇纪实文学《法撼汾西》的出版。1990年，我第一次自己去山西太原组稿，通过朋友介绍去了作者张平的家里，他给了我一部书稿。我带回北京后，好几天忙于别的事一直没看。等到一天晚上，我一个人静悄悄地在办公室拿出书稿一看，一下子就吸引我了，接着就把我震撼了。我连续看了两个晚上，看得我泪流满面。我当时心里就暗暗下了决心，如果这书稿过不了三审，无法出版，我就准备辞职了。因为这书稿实在太震撼了，讲的是汾西县的县委书记为最底层的老百姓平反冤假错案的故事。老百姓呼唤法律的公平正义，而只有共产党领导，法律的公平正义才会得到真正实施。完全是一部罕见的力透纸背的当代法治文学的优秀代表作。我在填写一审编辑意见的时候，非常鲜明地写明了以上阅读感受。报送二审、三审后，结果都同意出版。看到二审、三审同意出版的签字，我那一直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我顿时释然了，我之前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一下，大大增强了我对作品价值判断的信心。

可以说，《法撼汾西》完全是我作为文学编辑，第一次独立组稿、独立编辑的作品。没想到当时在全国竟产生了那么巨大的反响。全国各大城市报刊纷纷转载；《法撼汾西》单行本多次再版，发行了十几万册；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电影，中央电视台和山西电视台联合改编电视连续剧。

这部作品既改变了作者张平的创作方向，也坚定了我做公安法治文学编辑的信心。如果没有当时二审、三审的支持，我的编辑生涯就有可能改写了。所以，我真心感恩群众出版社领导对我的支持、信任和接纳。

第二件事，是长篇小说《背叛》的出版。1999年，这部长篇小说的手稿送到我手里时，已经被多家出版社枪毙过了。我那时是《啄木鸟》的副主编，正在寻找一部优秀长篇小说，要在2000年这个世纪之交的“千禧年”向新世纪献礼。当时我手里已有五部长篇，可都达不到向新世纪献礼的水准。看完《背叛》的手稿，我就在心底里确定：这就是我千方百计要寻找的“千禧年”礼物！可随后，我就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这部稿件已送过多家出版社，并被枪毙了。

怎么办？出还是不出？我静下心来将稿子在脑海中又过一遍，确定这是一部罕见的破解高智商犯罪的力作，对新世纪之交的社会和老百姓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无论如何也要全力推出它。

我于是向时任出版社领导汇报。在专门召开的选题会议上，我当场立下军令状：“我以脑袋担保，这部作品一定打响！”直到这时候，我与作者就没见过面，没有任何私交。后来才知道，作者豆豆是一位25岁的年轻女作者。也就是说，从个人角度，我当时没有任何理由，要“以脑袋担保”来推出这部作品，除了书稿质量的原因之外。

会议的结果，最终获得社领导和与会同志支持，同意在《啄木鸟》发表，并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有了出版社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我立刻进入稿件编辑修改加工阶段。

《啄木鸟》分三期连载。读者来信真的像雪片般飞到编辑部。有读者激动地写道，已把《背叛》中的经典语言作为座右铭。同时，多家影视机构找上门来要购买影视改编权，版权费像股票一样不断攀升，竞相争夺影视改编权。最终是北京同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获得影视改编权。并于2001年12月在深圳电视台首播推出电视连续剧《背叛》，由著名导演张前执导，著名女演员许晴和男演员巍子领衔主演。

趁热打铁，群众出版社迅速出版发行《背叛》单行本图书。封面装帧设计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美术编辑王紫华，她大胆约稿美院学生绘制线描插图，再进行美术处理，以黑白两色为整个封面的主基调，在视觉上给读者以巨大冲击力。该书当年连续加印6次，发行数万册。接着，群众出版社又迅速推出《背叛》剧本单行本，又发行数万册。令人大吃一惊的是，时隔二十年后，《背叛》仍然受到读者热捧，其单行本图书竟被盗印多达40万册。盗版书印刷质量很差，盗版者的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作者、出版者、读者权益，群众出版社这两年已多次配合打击盗版部门核实该书的真伪。

现在回头来看，如果没有出版社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背叛》没有能够出版，或者出版后没有什么反响，熄火了，我的编辑生涯也就改写了。因为我是以脑袋担保过这部作品一定打响的。

每当回忆起以上两部书稿的出版，我就感到，自己当时竟担心稿子通不过打起小九九的想法，是多么渺小、幼稚和傻乎乎，真是年轻气盛啊！好在出版社领导站得高，看得远，政治和业务水平高，他们是多么信任、支持和包容我啊。我发自内心地感恩群众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信任、支持、包容和鼓励。

 

回忆往昔，我的人生和工作轨迹，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组织和群众出版社领导和同事们的关怀与支持。

1986年，我22岁，参加“中央讲师团云南团”去云南支教。出版社政治处多次来信鼓励，让我感受着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1988年，我24岁，在出版社党组织关怀下，获得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使我感受到党的温暖与力量。

1993年，我29岁，出版社领导大胆启用年轻人，派我担任《啄木鸟》副主编，给了我更大的工作舞台。

2000年，我36岁，我的工作得到党组织和出版社领导的高度认可，我担任社长的《啄木鸟》杂志社获得了公安部授予集体一等功，我个人获得三等功；同时，我个人还获得公安部部级专家津贴。

实际上，我做的工作，都是应该做的本职工作，可是党组织和群众出版社却给予了我如此高的荣誉，我只有鞠躬尽瘁，来报答党组织和群众出版社对我的培育之恩。

在群众出版社39年里，要感恩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我都铭记在心。尤其是两社合并后，再到中心成立，群众出版社现在已成为真正的文化央企，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岁月，今天在座的各位领导和新老同事们都给予了我许多的家人一样的关怀、照顾和帮助，我永远感激、感恩。

 

二、奋斗

 

下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奋斗。

大家的工作都非常忙，今天大家抽出宝贵时间，来与我分享编辑出版工作体会，实在难得，我十分珍惜。为了不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我就捡干货来说吧。

我想从5个问题切入，来和大家分享怎样才能当好群众出版社的编辑。 

 

第一个问题，编辑的担当：坚定信念，起死回生

 

群众出版社是公安部的出版社，要围绕公安部的中心工作，要为全国200万民警服务，这意味着它与其他出版社是有明显区别的，它有自己特殊的使命。

作为群众出版社的编辑，只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才会勇于担当，守护好自己的特殊阵地。在这里，我以《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版权的失而复得为例作说明。

两社合并之后，我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湖南文艺出版社把咱们的看家书《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翻译版权，从译者手中都签走了。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英文原著已进入公版，不存在版权问题。译文则以群众出版社出版的译本，最受读者推崇，最具权威性，其版权一直在我们社里。怎么就被湖南文艺出版社签走了呢？

我一了解，果然绝大部分译者都已经与湖南文艺出版社签署了出版合同。

这怎么办？可以说，从法律的意义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已经属于湖南文艺出版社了，而实际上，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已发来律师函要求我社下架。看上去，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希望了。

虽然湖南文艺出版社悄悄签走版权，是发生在两社合并前，但在两社合并后，我既然已担任出版社文艺分社的负责人，我就想，决不能搞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必须迎难而上。因为如果不拿回译文版权，我们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就要下架，而且再也不能由我社出版了，那我们就完了。群众出版社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我们的手里断送了，这没法向群众出版社的前辈们交代啊！

可是，绝大部分译者已经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签完合同了，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只有一个一个的去和译者谈，取得译者理解和支持。我想，不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翻译版权签回来，是绝对不行的，这是我们的镇社之宝，那怕是虎口夺食，难度再大，也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属于我们社的传家宝，必须坚定维护群众出版社的核心利益。

我一直纳闷，《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本来一直是我们社的传家宝，怎么突然就变成别人家的了？这也太强取豪夺了。当时，我就完全只有一个简单的执念，一定要拿回属于我们社的宝贝，除此之外，我们无路可走。

下定决心后，我就和冯京瑶同志一道，从北京，到石家庄，到武汉，到上海，再转回北京，一路苦口婆心地做译者的工作，回忆译者与出版社的友情，讲述出版社现在是如何重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对全国民警的教育和熏陶作用，当然也对出版社多年工作中对译者关心不够表示诚挚的道歉，展望未来《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公安部新领导关怀下必将在全社会和民警中产生的巨大影响，等等。这些话，给了译者回心转意的理由和信心。同时，我特别反复强调，湖南文艺出版社想出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仅仅就是觉得有利可图而已，玩一下票而已，可我们群众出版社不一样啊，我们是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当成全国各地广大的公安民警的教科书来出版的。

终于，经过漫长的数个月细心耐心、实心实意地一个一个地与译者做工作，所有译者的译文版权都全部签回群众出版社。

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啊。在所有译文版权都全部签回群众出版社的那一刻，我告诉京瑶，这回可真是生死考验，虎口夺食啊！这以后，你可千万要把译者关系维护好了，千万别再弄丢了。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公安民警，现在每年都要加印上万套，加上各种版本的推出，未来仍将不断地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双效益。作为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个镇社之宝维护好，我们必须有这个担当，必须有这个坚定信念。

无独有偶。二十三年前，《张平文集》（6卷本）的出版，也经历了一次几乎同样的失而复得的情形。东北有一位女编辑叫崔卓力，通过关系联系上了张平，要把已在我社发表和出版的《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加上在别的地方出版的《红雪》《凶犯》，合集成《张平文集》（6卷）出版。我那时实际上已经在考虑，要将张平在我社出版的所有作品结集出版，可没想到被别人抢先了。

这不行啊！我想，我社辛辛苦苦培养扶持的作者，不能被别人抢走啊！于是，我马上联系张平，跟他说，这套文集绝对不能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务必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这不是仅仅出版几本书的问题，而是涉及群众出版社的声誉和影响力的问题。张平见我如此坚决，自然是全力支持我。他退掉了与东北女编辑崔卓力的协议。

因为张平深深知道，我在推出《法撼汾西》《天网》等图书时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尤其是《法撼汾西》《天网》被告上法庭，张平吃了名誉权官司。谁告的？是被书中描写的腐败分子告的。那之前，全国所有名誉权官司，几乎都是作者败诉。张平和在京的诸多名记者支持者，都感到这次也悬了。

可是，我就想，这官司绝对不能输。为了坚定张平必胜的信心，我是陪着张平坐在被告席上的。为了打赢官司，我把我爱人舅舅在公安部旁边的住房腾了出来，让张平住。那时候，大家都没有钱，惹上官司，光住宿的钱一般人都扛不住。张平有了地方住，没有了后顾之忧，就可以集中精力来应对官司。我又在群众出版社领导坚定支持下，向各有关部门表明，这个官司绝对不能输。如果输了，那腐败分子就更加猖獗了，那我们党的基层干部形象就完了。可以说，完全是上升到坚定维护党的形象的高度，来调动一切力量打这场官司。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是公正的，最终张平胜诉。

这可是生死之交的友谊，可不是酒肉朋友。有这样共同战斗的经历打底，我跟张平说，《张平文集》务必在群众出版社出版，自然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张平文集》出版后，再次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印了数万套。我当时的感觉是，就像印钞票一样，因为都是出版过的书，没有什么加工成本了。

现在想来，做编辑，实际上首先就是做人啊！朋友有难，你能够勇于担当，肝胆相照，自然关键时刻你就会得道多助。如果张平被告，我不是陪着他上法庭，不是调动一切关系为他呼吁，那已经与东北女编辑签署了协议的《张平文集》，要想回到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轨道，恐怕是天方夜谭。因为东北女编辑已许诺了张平较高的、当然也是应得的稿费收益。而我什么也没有许诺，就是跟张平说，此套文集务必在群众出版社出版。而张平也没跟我提稿费的事，完全是按照群众出版社正常出版流程发放稿酬。

 

第二个问题，编辑的本领：吃透稿件，无中生有

 

编辑的本领，我想主要有两个。一是认真细致地研读稿件、吃透稿件，结合稿件的核心内容，寻找和确定关键词；二是善于策划稿件、广泛组稿，从大量稿件中，选取符合出版社的出版目的的稿件，无中生有。

下面，我就从五个角度，来与大家交流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工作体会。

一、编辑应成为标题专家（包括大小标题）

我这里想以《剑啸石城》《法撼汾西》和《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的书名为例。

《剑啸石城》这部书的原稿，名字叫《石城金盾》。整个稿件大约有四五十万字，讲的是南京公安在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是如何接收并管理南京的故事。

为了这个书名，我有三个晚上脑子里都是琢磨这事。《石城金盾》太平淡了，而且是一个静态的名词，无法表现风起云涌复杂多变环境中的南京公安的辉煌。我感到应该用动感较强的词，南京公安不仅是保卫人民的盾牌，更是令当地特务、土匪、地痞流氓闻风丧胆的一把利剑。对，书名应该有一个“剑”字。“石城”作为南京的别称，可以在书名中保留。那么，“剑”与“石城”用什么词连接，才能展现出风云变幻中的南京公安的英雄形象呢？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字：“啸”。呼啸的“啸”字。有点武侠小说的意思。看来还得有个副标题来作为限定。于是又加上“国民党老巢覆灭前后”这样一个副标题。如此一来，似乎就比较圆满了：《剑啸石城——国民党老巢覆灭前后》。果然，该作品出版后，荣获“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并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成电影《秦淮大缉毒》。

《法撼汾西》这本书，原来手稿的名字叫《刘郁瑞办案记》。我从作家张平那里拿到手稿，认真细读后，自己完全被震撼了。手稿最震撼人心的地方是权与法的角逐。而手稿中主人公刘郁瑞没有知名度，如果用刘郁瑞作为书名，可能会导致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无法发挥其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整部手稿20多万字，我闭上眼睛，感到的关键词就是两个：“法”和“震撼”。手稿中故事的发生地点是山西省的汾西县，全部内容都是围绕汾西发生的权与法的角逐，最终法律胜出。于是我下定了决心，就叫《法撼汾西》。

作家张平也非常同意用这个做书名，因为这个书名的导向性更加鲜明：人民呼唤法治的公平正义。如果用《刘郁瑞办案记》，一个是没有知名度，另一个是导向模糊，容易让人以为是一本悬疑和猎奇的书。《法撼汾西》这个书名恰恰回应了当时整个社会迫切呼唤法治公平正义的民众心理需要。果然一经出版，便引起巨大轰动。图书一再加印，并被改编拍摄为电视连续剧。后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原主编祝东力给我来微信说：“《法撼汾西》原来是你定的名字，将来文学史上应该提到。”

《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是2019年出版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手稿原名叫《耻辱的辉煌》。《耻辱的辉煌》在网上挂了有四五年，没有人问津。有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你看看这稿子。我说好。我详细研读手稿后，发现非常有出版价值。全部手稿讲述的都是铁路警察如何侦破横行一时的流窜犯罪团伙的故事。

我就问作者王仲刚，这个案子在当时的侦破的铁路案件中居于什么地位？他说，那可是铁路的第一大案啊！我又补充问一句，这个第一大案有什么依据吗？他说，有啊，这可是在公安部挂了号的铁路系统第一大案。我说，好，那书名一定要出现“铁路第一大案”六个字。可是这六个字似乎意犹未尽。由于这是发生在28年前的案子，现在来出版，属于解密性质，以期从历史的战斗中获得若干启示，那就再加两个字：“解密”。不是解谜，或揭秘，这两个词有野史的味道，而“解密”这个词则是正史的解封，既有悬念让人想看，又有历史的真实性。到此，似乎还确点什么？由于我社翻译出版了的不少国外的涉案图书，光叫《铁路第一大案解密》，容易让人误解为外国的大案。那么就再加两个字：中国。这样，《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一书便诞生了。图书出版后，广受好评。同时，多家影视公司要购买影视改编权，最后以107万售出；目前正在筹拍、看景中，管虎出任总监制。

可见稿件的标题多么重要，直接决定了作品的价值导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标题的决定，其秘密就在于吃透稿件，并结合稿件核心内容寻找关键词。作为新时代的编辑，务必高度重视标题的确定。

二、编辑应成为导读语专家

紧跟随着标题的，就是导读语，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下面就以较具代表性的《法撼汾西》导读语和《背叛》导读语为例，进行说明。

导读语，既要点明作品的故事要点，又要阐述作品的社会价值与意义，语言要接地气，应该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触动了作为第一读者的编辑的灵魂之后的肺腑之言，应该且必然充满激情，充满希望。  

《法撼汾西》的导读语：

“没有人读后不流泪，

没有人读后不振奋，

人生的沉浮，

命运的思考，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

尽在这真实的白纸黑字里。

 

汾西，一个偏僻的小县，

汾西，一个权与法角逐的大社会！”

这显然是诗一样的语言，诗一样的句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编辑与读者的共鸣。

 

《背叛》的导读语：

“一部破解高智商犯罪的力作！

一部大变革时代的灵魂忏悔录！”

“一部引发了一场影视改编权争夺战的力作！

这是一个发生在世纪之交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新世纪里把它捧呈于亲爱的读者您的面前，您将看到：

一个自己把自己策划进地狱的囚犯！

一部大变革时期的灵魂忏悔录！

背叛——众叛亲离之后，他不得不背叛自己！在弥漫着情爱与血腥的商战中，只有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光芒四射。”

在这里，编辑显然向读者坦露了自己的心声，恨不得把自己感受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献给读者。这个语言和句式，有点像散文诗。

导读语，不同的编辑，有不同的写法。但不论哪种写法，其核心要义都永远不要忘记给人以光明和希望。

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在长篇小说《基督山伯爵》里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是的，人是要有希望的，有希望才有生活下去的勇气，才有积极工作的动力。《法撼汾西》与《背叛》的成功，都与作品最后给人以希望有关。导读语中，这是缺一不可的。

导读语的重要性，是如此显而易见，作为新时代的编辑，务必高度重视文章导读语的写作。

三、编辑应成为材料综合专家

现在许多单位，除了要写各种各样的总结，还可能要编一些可读性强、有纪念意义、值得收藏的史实性读物。遇到这样的稿件，编辑应该具备综合研判并整合材料的能力。这里我还是举例说明。

以2017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恰那密码——中国改革开放后钢铁行业“走出去”的成功范例》为例。当时，中钢集团总裁办公室自己组织人忙乎了半年，还请了某报社知名记者帮忙，结果弄出来的稿子，中钢集团自己人都看不下去，完全是各种历史材料的堆积，既枯燥又无逻辑，觉得这事干不下去了。

该集团副总刘澎找到我，说你获过茅盾文学奖的编辑奖，这事你一定帮忙，就在你们社里出版。我和刘澎总是好友，自然无法推脱。于是，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构思。

我发现，这些材料虽然凌乱无章，但真实反映了中钢集团这个央企走出国门，为中国钢铁行业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的辉煌历程。整个材料的内容，就像一首宏大的激动人心的交响曲，从序幕开始，一个乐章一个乐章地演奏着，最终达到高潮，进入尾声。于是我就想，就按照交响乐的演奏逻辑，来梳理所有材料，并重新拟定大小标题，来对梳理后的材料进行提纲挈领。

大约半个月后，我拿出初稿，发给刘澎总。他立马就看，眼前一亮，大喜过望，对初稿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这样写才较为生动准确地表现了中钢集团赴海外奋斗的精神风貌，文字清新质朴，可读性很强，整个结构逻辑严密，浑然天成。再也没有材料堆砌、杂乱无章的感觉了。后来，中钢的同志又补充了若干材料，我又微调修改了三次，最终定稿。出版后，这部书成了该集团赠送澳大利亚合作者的精美礼物。当然，我们社也有了一笔利润较好的收入。

所以，我认为作为新时代的编辑，务必重视提升自己的综合研判和整合材料的能力，才能更好为我们的出版客户服务。

四、编辑应成为策划专家

在编辑工作中，除了拟定标题、拟定导读语、整合材料之外，还需要有策划书稿的能力。

策划书稿，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没有任何稿件，完全要从策划创作开始。另一类是从已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中，选取符合编撰标准要求的作品，进行编辑出版。

2018—2019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刑警》报告文学丛书4卷。这就是属于第一类策划，没有稿件，从零开始。

《中国刑警》报告文学丛书，是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宣传获得“百佳刑警”称号的百名刑警的纪实读物。

为此，该局专门从地方上借调了五六名有较强写作能力的警察负责此事。可是写出来的稿子，该局很不满意，没有可读性，类似先进事迹罗列，无法达到教育和激励全国刑警的目的。

该局政治处主任杨立州找到我，我们深谈了两次。我提议，首先要成立编委会。这么大的事情，没有编委会这个组织领导，是办不成的，只能是写一篇算一篇，无法保证上百篇作品的质量。其次就是要选好写作者。可以从全国公安民警作家中选调。再次，要召开启动仪式和创作座谈会，对选定的作家进行以会代训，这样才能开始正式写作。最后，书出版后，要召开新书发布会和作品研讨会，使创作成果能够在全社会广泛传播。杨主任一听有道理，完全同意按照我提出的工作思路办。

于是该局组建了编委会，并重新选定作者，拨出专门经费，召开启动仪式和创作座谈会。稿子写成后，我作为第一编辑，进行审核把关。凡是质量达不到要求的，务必让作者重新采访重写。稿子只有先过了我这一关了，才能正式进入一二三审的编辑流程。这个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我其实也想省点心，只要不亲自过目每一篇稿子，工作量就一下子轻松了。但是，这是该局有史以来第一次做这样的事，不允许有半点差错。我不得不认真审读每一篇稿子，逐篇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直接和作者对接，直接投入到创作的第一线当中。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有近百名作家深入刑警队伍采访创作，以报告文学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新时代中国刑警的风采，讴歌时代英雄，终于完成了《中国刑警》丛书4卷。该丛书出版后，如期召开了新书发布会和作品研讨会，全国刑警、公安系统好评如潮。该书被誉为新时代中国刑警鲜活文学画卷、共和国刑侦战线永恒精神丰碑。书中记录的人物，是中国16万刑警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刑侦战线的英雄楷模。这次创作，吹响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刑警题材公安文学创作的集结号，是公安文化建设的重大创举。很快，影视公司便以214万买断影视改编权，现电影已拍摄完成，正在报审过程中；电视剧的改编，正在剧本创作中。

而《中国公安文学精品文库》的出版，则属于第二类策划。这是一套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丛书，要从1949年至2019年的70年间发表出版的作品中，选取值得流传和珍藏的优秀作品进行编辑出版。其中，策划方案的核心，在于选稿的标准，这是这套丛书质量的关键。最后这套丛书的策划方案，在经过了多轮专家和领导的反复讨论和磋商后获得通过。我们接下来，便一步步按方案落实执行到位。出版后，取得了十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可见，一部好书的出现，离不开编辑的策划。作为新时代的编辑，应该成为一名策划专家。

五、编辑应成为社会活动家

当编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稿子从哪里来？

稿子是作者写的，当然稿子要从作者那里来。群众出版社的作者，分为公安系统内作者和系统外的社会作者。那怎么才能知道谁在写什么？怎么才能及时掌握作者写作信息呢？

这里有一条捷径：那就是我们的编辑要争取加入与自己的业务有关的社会团体。比如要尽可能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法学会各研究会，还有部里的全国公安文联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群团工作，他指出，群团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当然，要加入这些国家级社团，是有一定门槛的，但一旦加入，你就走上了一条与作者进行广泛交流和联系的捷径。

各省都有文联、作协、法学会和公安文联，团结了大量的创作人才，经常会召开相关创作研讨会等。我们作为群众出版社编辑，加入了国家级社团，与各省作者联系就方便多了，对及时掌握作者写作信息，有极大帮助。因为我们加入文艺类和法学类社团的目的，就是要为群众出版社组织到最优质的稿件，把更多的优秀作者团结在群众出版社周围，所以，我们加入社团后，就可以按照群众出版社的出版要求，从海量的作者群中，遴选出群众出版社的重点作者，从而提升我们的稿件编辑出版质量。从10部作品中选取1部作品，比从2至3部作品中选取1部作品，其遴选出高质量作品的概率，显然要高出多少倍。

这一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1988年，我从云南回到北京后，时任群众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王兰升给了我一本“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名录”。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专门的社团组织团结了那么多的作者。我的稿源一下子就打开了。去外地出差，找什么作者，名录上都有电话、地址，组稿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也大大提升了我对搞好文艺编辑工作的信心。

现在30多年过去了，社团组织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比“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那时候更多，更有社会影响力。各地文联、作协、法学会和公安文联等每年都要办不少活动，我们编辑多参加他们的活动，就可以不断扩大作者联系面，对各种创作信息就可以及时掌握，就有了源源不断的稿源，就可以在大量稿件的基础上进行筛选甄别，发现和推出优秀作品。这样，我们的编辑工作就进入了良性循环。

我是1996年被批准为中国作协会员的，后来又加入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法学会成为会员，我深感我的编辑工作，从加入社团中获益匪浅。比如，2015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治文化概论》，被誉为中国法治文化的奠基之作，不少奉献院校已经把它当作学生的教材，就是我成为中国法学会会员后，才有机会抓到的稿件。还有2019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德治融入法治导论》，是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根据中办国办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系列研究的要求，确立的重大法学理论研究课题，这本书获得了中国法学会部级重点法学研究优秀课题，和2019难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两项殊荣，也是因为我是中国法学会会员，才得以抓到这部稿件。而群众出版社出版的2021年、2022年“新时代中国法治文学精选”丛书共计12部，则是因为我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后，才有机会获得的稿源。

再比如，这几年群众出版社售出不少文艺图书的影视改编权，文艺分社就有近10部、约近1000万元的改编费进账（比如《中国刑警》214万、《九案侦办组》214万、《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107万、《本案告破》107万、《林海警探》107万，加上《涉黑嫌疑》50万、《逃往何方》30万，等等），也都得益于加入中国电影家协会等社团，我比较方便参加图书影视互动的多种社交活动。

可以说，充分利用各种国家级社团、省级社团聚集作者的优势，挖掘到群众出版社需要的稿件，这是事半功倍的办法，完全可以说，这也是突破作者和稿件资源从无到有的一条捷径，建议同事们重视和把握好这条捷径。

我想，这一点，对于刚来到群众出版社工作的新同事尤其重要。多参加社会活动，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有利于编辑及时发现出版社需要的优秀作品，也有利于编辑培养和建立群众出版社的优秀作者队伍，还有利于搞好书影融合发展。

 

第三个问题，编辑与政治：对党忠诚，不负时代

 

编辑工作，离不开政治。应该说，编辑是离政治最近的工作。要当好新时代的编辑，首先必须对党忠诚。也就是说，判断稿件优劣，首先必须站在党的立场，思考符不符合新时代党的事业发展要求，这样才会产生正确的政治思维，才会有不负时代的责任担当，才能当好人民和时代的代言人。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党的领袖们许多都有过编辑工作经历。毛主席主编《湘江评论》刊物，周恩来主编《赤光》半月刊，陈独秀、瞿秋白相继主编《新青年》杂志，邓小平主编《红星报》，张闻天主编《共产党人》杂志，等等，可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多么重视刊物、报纸等出版物的意识形态的喉舌作用。

完全可以说，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出版，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之一。

我们作为群众出版社的编辑，应该也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是怎样当编辑的这一榜样身上，获得重要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要始终忠诚于党，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对组织坦诚，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始终正确对待权力，立志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安分守己为党工作；始终牢记政治责任，襟怀坦白，言行一致，自觉维护党的形象。” 

干编辑工作也是这样，务必站稳党的立场，这非常关键。干编辑工作最忌讳言不由衷，言行不一；搞两面派，做双面人；搞低级红、高级黑。

当编辑，务必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做时代进步的推动者。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使我联想起了当年《抉择》的出版过程。

1997年，张平给了我一部长篇小说手稿《抉择》。我作为第一读者，看完后的第一感觉就是，稿子太尖锐了，太敏感了！涉及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政治性太强了。

出版还是不出版？从个人规避风险的角度，显然以不出版为宜，省得惹上麻烦。

可是，从当时的国情来看，这部作品的的确确是真实展现了反腐败工作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是时代的需要。作品塑造的市长李高成形象，是一位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忠贞不渝、大义凛然，为国家利益抛却个人情义的反腐败英雄形象，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昂澎湃之情。一言以蔽之，这部稿子，是一曲非常难得的颂扬当代共产党人优秀形象的高亢赞歌。

作品完全贴近现实生活，所描写的人和事都是活生生的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很显然，读者需要这样的作品！时代呼唤这样的作品！只有这样的文学作品，才能够让文学有益于现实社会，才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文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价值，才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文学没有死，文学可以推动感觉社会的法治进步。我在内心里确定了以上看法后，就不再犹豫，开始全力投入这部稿子的编辑出版工作。

《抉择》出版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轰动一时。接着，各种荣誉纷至沓来：荣获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十部长篇小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被改编拍摄成《生死抉择》，中办国办联合发文，号召全国副处以上党员干部携家属观看。20年后，2019年又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图书”。可以说，群众出版社出版《抉择》，代表了法治文学的最高成就，奏响了用文学反腐败的最强音，对推动国家法治进步作出了特殊贡献。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群众出版社而言，如果当时对《抉择》的政治导向犹豫不决，对作品塑造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给现实中国带来的巨大鼓舞和激励作用认识不到位，没有能够编辑出版这部长篇小说，自然也就错失了以文艺的力量，推动时代与社会进步的机会。当然，也就会与各种荣誉失之交臂了。对个人而言，我想，我后来获得公安部部级专家津贴，并一次性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评审取得 “编审”资格；还有领导《啄木鸟》杂志社被公安部授予集体一等功，我个人被授予三等功，都应该与对稿件内容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有关。

 

第四个问题，编辑与法治：法治思维，讲好故事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法治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求人们运用法治思维，来处理所遇到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法治思维，多次提醒广大领导干部，谋划工作要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要运用法治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习总书记还多次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化环境最能聚人聚财、最有利于发展”。

作为群众出版社的编辑，应该做法治思维的坚定行动者。

可是，法律条文都是冷冰冰、干巴巴的，老百姓记不住，也不想记，怎么办？这就需要运用多种文艺形式来普法，比如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书法、绘画、摄影、音乐、舞蹈、诗歌、散文、回忆录，等等，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使读者观众潜移默化地形成法治思维。

群众出版社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普法，面对的主要都是普通人，所以首先要以情动人。普通人都是先从感性认知，再到理性认知的；也就是首先感知一种情感，然后才进行理性思维。所以，普法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打动人的感情世界。而最容易打动人感情世界的方法，就是：讲故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现任美国财政部长、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的丈夫）甚至把“讲故事”与“听故事”引入经济学范畴。他认为“故事”与财富、商品价格一样，是人们进行经济领域决策和选择的“约束条件”。对企业家来说，讲述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是促进一桩生意达成的最好途径之一。

讲故事如此重要，那故事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你如果用告诫、或教训别人的口吻，叫人应该怎么做事情，往往不会奏效，而讲故事则可以奏效。讲故事，是避免出现枯燥、令人厌烦的说教的不二法门。因为故事中，有悬念。

在故事中设置悬念，是一种讲故事的技巧。设置悬念，可以设置一个谜题，也可以设置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悬念，是故事情节冲突的疑团，包含起因、进展和高潮三方面疑团。起因方面，是什么引发的冲突？进展方面，是什么促使冲突扩大？高潮方面，是什么引起冲突达到顶峰？这三方面，都可以有一个或多个悬念。

由于悬念是故事中的未知因素、或悬而未决的因素，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和紧张感，使读者的情感参与和投入到故事中，就促使读者不得不继续阅读故事，去了解答案或结局。而在读者最后真相大白之时，这故事能使读者发自内心地被善行感动，被恶行震惊，从而凝聚起向善的力量，祛除邪恶。这就是悬念的力量。

因此，故事的魅力，其秘密就在于有悬念。

故事如此有魅力，那怎样才能把故事讲好呢？

很多人都有着丰富的传奇的人生经历，但就是不会讲故事。

要讲好故事，务必抓住故事的三大要素：细节、对话、转折。

第一，故事要有细节。只有具体的事物，才容易触动人的内心感受，引发情感共鸣。比如你这样开头：“在一天夜晚”，和这样开头：“在一个下着瓢泼暴雨的夜晚”，显然第二句有细节，更容易抓住听众。

第二，故事要有对话。故事的主角是人。人是一定要说话的。沉默寡言的人也不少，但能够用说话来打动人，无疑更加能吸引人注意。运用人物对话，能够使听众从旁观者的视角，向当事人的视角转变，代入感非常强，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

第三，故事要有转折。比如，写一个人非常优秀，如果全是平铺直叙地写他如何辛苦，如何加班加点，一定显得枯燥；而如果写一个人从“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写出这样一种曲折的人生轨迹，大家就更喜欢听。这种曲折的人生轨迹，才励志啊！

故事有多种多样，有童话故事、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科幻故事、警世故事、励志故事等各式各样。其中，我认为，警世故事、励志故事，是普法的两个重要支点。

那么，有警世和励志作用的普法故事到哪里去找呢？

普法故事，一定来自现实社会生活，绝不能脱离生活胡编乱造。捕风捉影也不行，一定要有充足的事实依据。也就是说，要善于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去寻找和发现激动人心的励志故事和教训深刻的警世故事。

扎根于今天波澜壮阔的法治中国建设实践，扎根于今天复杂纷繁的现实社会生活，是群众出版社取之不尽的普法故事源泉。

以前一阵火爆的电影《三大队》为例。就是广东一名基层派出所民警以自己亲历的警察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影片开头即写道：“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三大队》的原文，其实只是一篇7千来字的纪实作品。由于其中人物命运曲折、充满悬念的故事性，网友大呼希望尽快改编成影视。

《三大队》原文的开篇是这样的：

“2013年9月的一天下午，贵州省某地级市的一所住宅小区内，一名中年的送水工毫无缘由地与一位路过水站的业主发生冲突。

“在派出所里，送水工很快交待了自己“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但随后，警方对受伤业主的取证却持续了整整20个小时。

“最终，送水工被无罪释放，受伤业主却在完成了DNA采集比对后被刑事拘留。”

作者写到这里，故事的主人公就正式上场了。“1   送水工真名叫程兵，曾是我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的大队长”。

作者用这样一种朴实无华、非常生活化的语言，简洁而洗练、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辞藻，却给读者带来巨大的悬念，让读者一定想要看下去，希望获得事件的真相。

显然，这种法治故事，只能从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和发现。

寻找、发现和创作法治故事不容易，而推广传播法治故事同样重要。因为作者写完了一个法治故事，必须有发表和出版的平台来推广，才能得到读者和社会的认可。

而群众出版社就是推广传播法治故事的最权威平台。

目前，还有两个社会团体，在推动法治故事创作方面做得比较出色，他们也是我们群众出版社文艺书稿的重要来源：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和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法治文艺专业委员会。他们负责征稿、选稿，还支付一部分发行费，我们社负责编辑、出版、发行。

2020年9月，由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征稿、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治文学网络作品征文获奖书系”，推出了一批故事性强的法治文学优秀作品。在影视304语音播放的《警察与小偷》，就是这个书系中的一部长篇小说。

2021年起，群众出版社出版了2021年、2022年“新时代中国法治文学精选”丛书，共计12部，是由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法治文艺专业委员会开展的“新时代中国法治文学精选”丛书征稿编选活动的成果。作品的故事性都非常强，正在洽谈影视改编。2023年该套丛书的入选作品，也已经评选公布，即将出版。2024年该套丛书的征稿通知，已于1月1日在网上发布。

从整个世界文学史来看，凡是影响大的作品，其成功的密码，都是讲述了一个好的故事。群众出版社和《啄木鸟》出版、发表的作品，之所以脍炙人口，就在于它紧扣时代社会生活，讲述了许多悬念跌宕的激动人心的公安法治故事。因此我坚信，我们完全可以在讲好警察故事、树好警察形象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第五个问题，编辑的价值：辨别真相，改造世界

 

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新时代。每天一睁开眼，就要面对无数的信息。其中许多虚假信息，哪个是真相，如何甄别？ 

2019年7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后真相时代》。所谓“后真相”，就是指真相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被忽视了，出现了以情感煽动来主导舆论的情形。该书作者麦克唐纳在书中用生动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真相是如何被信息传达者肢解、扭曲和掩盖的。他在大量实例的基础上，总结出误导者的惯用伎俩，同时告诉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竞争性真相”，来凝聚人心。

关于“竞争性真相”，有一个寓言故事非常能说明问题。

有一只山羊来到一条河边，但它不知道河水有多深，是否能安全渡过去。

山羊看到不远处有一只长颈鹿，就过去问。长颈鹿说：“河水很浅，很安全。”

山羊不放心，又去问前边的小松鼠。松鼠说：“河水很深，很危险。”

山羊还是不放心，最后来到河边，问了河里的鳄鱼。鳄鱼说：“放心吧，河水不浅不深，正好，河里很安全的，我在河里我还不知道？”

最后，山羊选择相信鳄鱼。结果，山羊被鳄鱼吃了。

这个故事中，长颈鹿、小松鼠、鳄鱼都是从自己的体验得出的事实结论，说的都是真相。可三个真相中，只能采信一个，这就是“竞争性真相”。

山羊采信了鳄鱼给予的真相，结局就是自己被鳄鱼吃掉了。

可见，问题的核心，不仅仅在于我们是否辨别了真相，而在于辨别真相之后，如何选择“竞争性真相”。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真相”，来满足自己的需求。选择对了，可以为民造福；选择错了，则会导致祸端。

在“后真相时代”，作为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我们唯有洞悉“竞争性真相”的问题核心——善于发现隐藏在真相背后的目的，才能更智慧处理稿件，为民造福。

面对每天海量的信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作为新时代的编辑，我们应该成为内行，而绝不能做一个看热闹的外行。因为我们编辑存在的价值，就是辨别真相，正确选择“竞争性真相”，抉择稿件生死。

我从编辑公安法治文学图书，到编辑文学杂志《啄木鸟》，到编辑社科杂志《现代世界警察》，深深感到，这些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需要有一双能够辨别稿件真相的火眼金睛，同时更重要的是，必须果断正确地选择“竞争性真相”。

就图书而言，一部长篇小说，或长篇报告文学，动辄20多万字，甚至上百万字，怎么才能辨别它的好坏，或有无价值，这无疑是对编辑的严峻考验。一个好故事，一部好作品，我们看不出它有什么好来，那必然与好故事好作品失之交臂。编辑的选择，就像法官的审判，掌握着书稿的生杀予夺大权，不能不说责任重大。

同理，杂志的稿件虽然字数相对少些，有的上万字，有的几千字，有的不到一千字，但也都面临编辑的选择，也就是编辑的审判。一个新人的稿件被采纳了，可能就意味着一位未来的著名作家从你这里诞生了。权莫大焉！责任大焉！

从《背叛》被多家出版社枪毙，到《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在网上挂了多年，这类现象都说明了果断正确地选择“竞争性真相”的难度。

果断正确地选择“竞争性真相” ，直接决定着一部稿件的命运。当时《背叛》作者豆豆把稿子送来后，就回老家了，她以为我社也不会采用了，稿子已不要了，她已经彻底放弃了。而《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作者王仲刚，也几乎快要放弃他的这部作品了。群众出版社完全是从废纸堆里挖宝，这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编辑和法官一样，都是在辨别事物的真相。法官是通过辨别事物的真相，来进行现实的审判，维护社会秩序。编辑则是通过辨别事物的真相，来进行人性灵魂的审判，推动时代进步。如何甄别稿件价值，如何取舍稿件，真的是责任重大。

这显然不是一朝一夕能炼得炉火纯青的，需要我们的编辑长时间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养成，和长期编辑经验和非编辑经历的积累，直至形成正确的思路，才能果断正确地选择“竞争性真相”。

为什么说非编辑经历的积累对于编辑也很重要呢？因为编辑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工作，编辑需要深入社会生活，了解老百姓的生存状况，才可能产生正确的思路。而干编辑工作，没有正确思路是干不出名堂来的。

思路决定出路，思路决定命运。法国皇帝拿破仑曾经这样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 

作为群众出版社的编辑，天天都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无疑必须高度重视正确思路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三次会议上，谈主要负责人改革应该抓什么时，第一条，就是抓思路。而抓调研、抓推进、抓落实，则排在第二、三、四条。习总书记强调说：“主要负责同志要抓思路，统筹各项改革任务，带领大家一起定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对攻坚难度大、影响面广、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改革任务要亲自上手、负责到底。” 

那么怎样才能拥有正确的思路呢？

我们还是来重温一下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吧！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鲜明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还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在这两个阶段中实现认识的两次飞跃，有时甚至需要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毛主席明确强调，由认识回到实践这第二次飞跃的意义更大；也就是明确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认识、检验真理的唯一办法。

最为宝贵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主席的文章，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我们作为群众出版社的编辑，作为公安政法战线的文化阵地中的一员，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无疑必须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形成正确的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目的是改造世界，也就是说，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用编辑的力量，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样，我们的编辑工作才有了人生与社会的意义和价值。

有同事可能会说：我们也就是一普通编辑，也没有什么权力，做编辑也就是养家糊口而已，你说的有点太大了吧。

其实，我说的一点不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尤其是我们工作在公安部所属的意识形态单位，天然地就承担了这份责任；也千万不要认为，我一个小编辑能干成啥事。

我回想了一下自己的经历，编纪实文学《剑啸石城》和小说《法撼汾西》的时候，我才是助理编辑，连中级职称都没有；可是《剑啸石城》却荣获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并被拍摄成电影；《法撼汾西》则被全国各大城市报刊转载连载，被中央电视台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后来，编《天网》，也就是中级职称编辑；《天网》荣获全国公安报刊优秀作品文学类一等奖，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由大导演谢铁骊导演，获电影最高奖“华表奖”。所以，小编辑也是能干成事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啊！不论是大人物，还是我们小编辑，都是人民中的一份子。而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早就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而我去云南一年，完全是非编辑经历：教书，没有职称。1986年，我报名去了云南支教，叫“中央讲师团云南团”。在云南广南壮族自治县给小学老师讲课。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山区，山上人家喝水用水，都要靠老天爷自然降雨。我内心受到强烈震撼。支教一年后，1987年下半年回到北京，回到群众出版社，我最大的变化，就是自己产生了深深的责任感，这就是：不能混日子，一定要在编辑岗位上做点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情。支教回京的第二年1988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我才做出了一点点成绩。如果没有去云南支教的非编辑经历，我想，可能很难有后来在编辑岗位上的进步。

所以我想说，所有非编辑经历和编辑经历，都是编辑产生正确工作思路的必由之路。而只有形成正确工作思路，编辑才有价值，才能辨别真相，果断正确地选择“竞争性真相”，改造世界。

辨别真相不容易，而果断正确地选择“竞争性真相”更难。

一部稿子，不同的人看，就有不同的结论：这稿子不怎么的；这稿子还可以；这稿子非常好！因为各自站的立场不同，选取的角度不同，结论就不同。

怎么办？关键在于你这个编辑怎么抉择，到底选取哪个结论，也就是选取哪个为“竞争性真相”。

如此，你就得自己认真看稿子。你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和时代的立场来进行判断，也就是说，要看这个稿子是否符合党、符合人民和时代的需要，你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并坚定不移地选取哪个稿子为“竞争性真相”。比如，《法撼汾西》、《天网》、《抉择》都是那个时代的需要，那个时代里党和人民的需要。那个时代，党和人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反腐败。群众出版社认定了它们是好作品，选取了它们为“竞争性真相”，自然就会得到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里党和人民的认可、欢迎和赞誉，自然就会获得各项荣誉和奖项。

这可不是瞎猫碰死耗子，运气好。为什么有人老是获奖？甚至成了获奖专业户，绝对不是谁的命好。而是作为编辑，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积极回应时代和人民的呼声和需要，才会得到党、人民和时代的肯定。对编辑这个职业而言，这绝不是说大话，而是应有的基本素质。

《天网》的手稿，曾经先给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文学杂志，那里的编辑提出来，手稿文字要删掉三分之一，因为编辑把握不了手稿中的一些内容，担心出事。我跟张平说，你还是在群众出版社出为好，你手稿的内容全部保留。因为通过出版《法撼汾西》，我已认定张平对作品的政治思想性的把握不会有问题，才会那样果断表态。结果张平当然拿回群众出版社这里来了。其实《当代》编辑的考虑也是有他们的角度和理由的。只不过群众出版社对稿件“竞争性真相”的果断选择，符合党的立场，回应了那个时代里党的需要，回应了时代与人民的呼声。

还有《背叛》的手稿，那么多家出版社枪毙了，也一定有他们的角度和理由，但是群众出版社是从公安机关反犯罪的角度，来辨别稿子价值的真相的。而《背叛》这个手稿反映的是如何破解高智商犯罪，正是那个时代最需要的警示社会的内容，群众出版社这才果断选择这部稿件为“竞争性真相”。

《天网》和《背叛》等书出版的成功，充分说明了果断选择“竞争性真相”的高难度，只有站在党的立场，积极回应时代和人民的呼声和需要，来进行“竞争性真相”的选择，才是正确的选择，才会使我们的文艺图书不仅能够解释世界，更能够改造世界。

 

总而言之，关于奋斗，关于“怎样才能当好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我最想说的心得体会是：

你必须非常非常地热爱自己的职业，并充满创造的激情；在出版社遇到难题时，你能勇于担当并坚定捍卫出版社的利益；对稿件，你能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艺术感知力；对作者，你能以志同道合为追求来广交朋友并肝胆相照；对自己，你能扎实练好编辑业务本领成为多方面专家；你才会不辜负新时代党对编辑出版事业提出的要求和希望，你才会不断取得编辑出版工作上的骄人业绩，你才会感受到编辑这份职业的光荣与价值。

 

三、祝福

 

最后，我想跟各位亲爱的同事说的是：祝福！

群众出版社是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地方！一个好单位！一个好平台！

我衷心祝福大家在这样一个产生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和《我的前半生》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阵地，不断编辑出版更多的优秀作品，奉献给新时代的读者。

我衷心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合家幸福！

我想要祝福的话，太多太多。思来想去，我还是用一首诗来表达我对大家的最美好的祝福吧！

这首诗，是我在1978年，也就是14岁的时候，在湖南长沙乡下的供销社的书柜里，购买到的一本诗集里的“序诗”。诗集的名字叫《女神》，作者叫郭沫若。后来我大学毕业写毕业论文，论文的题目就是《论〈女神〉的浪漫主义》。这部诗集，很薄很窄，但它至今已陪伴了我45年，是它时刻激励着我，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或者取得多大成绩，都要胜不骄败不馁，勇往直前。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别人提起过这些。但是今天，在我即将要从群众出版社退休之际，我实在没有什么更能表达我对大家祝福的礼物，献给大家，就借用这部诗集的“序诗”，来表达我的最衷心的祝福吧！

这首“序诗”，我曾经默诵过无数遍，可以说是我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之一。今天我将它带来了，我现在就诵读给大家。

 

“序诗

 

我是个无产阶级者：

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

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

“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

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

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

所以我把她公开了。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1921年5月26日”

 

各位亲爱的同事，我的39年来做编辑出版的体会：感恩！奋斗！祝福！就汇报到这里。

谢谢大家（鞠躬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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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湘警故事

编辑丨肖和军

审核丨喻勇杰

签发丨邓千里